【每周鉴读·第45期】吴敬琏 | 研究基本问题,深化对城市化的认识

作者:吴敬琏(国研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18年第10期


正文

这两年我参加一些论坛,常常说这么三句话:“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发展的路径。”对于关心、支持、推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人们来说,这三句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基本问题”。
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多。关于各种问题,都有很热烈的讨论,也有很多成果。但是这些讨论往往流于现象层面,就事论事,而对于基本问题、对于问题的本质缺乏透彻的理解,因此没有形成一些大家都能够认可的共识。因为基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以提升城市竞争力来说,它包含的问题非常多,譬如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城市化的资金来源问题、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经讨论十几年了,但是对于基本问题没有深入讨论,没有形成共识。
比如说,对城市的规模问题有很多讨论。有的人认为,城市规模应该越大越好;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病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要发展小城镇。各执一词,言人人殊。这里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城市化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地讨论。所以对于城市规模问题,就很难用一套经济学的共同语言来进行辩驳。
有些人认为,城市规模和城市竞争力、城市效率是正相关的。他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把一些城市规模和效率进行相关性回归,证明了二者是正相关的。但是,就像经济学研究走过的道路一样,用回归来分析问题,发现两个变量之间是正相关的,并不能证明它们是因果关系。到底谁是因、谁是果,或者还有其他变量才是因,这些都无法用回归来证明。
十多年以来,在城市化的功能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断变动,至今也没有一个能够说服大家的解释。为什么各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紧密联系?二者之前是什么关系?在21世纪初期,城市热衷于大投资,出现了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造城大跃进”。当时的说法是,城市化是投资的主要来源。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一些城市用海量投资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搞大城市铺摊子,等等。
于是,后来的说法变化了,认为城市化的功能主要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2013年一季度城市住房销售增长了60%以上,从而把经济增长速度拉上去了。当时就有观点认为,城市化是拉动需求的重要力量。于是就有人做了理论上的说明:农民进城以后像城市人口一样消费,于是需求增加,商品房的销售大幅度提高,城市建设投资支撑了经济增长。
后来,经济学家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概念上的误区。经济学所说的能够支撑增长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不是那种心理上的需求。农民进了城以后可能想住上和城市人一样的大房子,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收入有没有增长、有没有钱,否则这种心理需求并不能够转变成经济意义上的实际需求。
到了2013-2014年,流行的观点又变了: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自然结果,不能靠城市化去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因而不能人为推动城市化加速。
既然城市化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功能无解,于是对许多问题就没有办法进行深入的讨论。在那个时候,我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中国学者对城市化功能的看法,跟国际上经济学家的主流看法有很大的差距。2007年哈佛大学教授格莱泽(Edward Glaeser)写了一本书——《城市的胜利》,对城市化的功能做了一个很简明的界定:因为人们在城市里聚集,使得他们能够进行思想交流,于是城市就成为创新的发动机。他从历史开始讲起,古希腊时代,学者们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里进行交流,碰撞出很多新思想;文艺复兴时代,画家们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里聚集,绘画技术有了很多新发展,使得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他一直讲到硅谷。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启发。
2010年我们在做“十二五”预研究的时候,邀请了几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共同研究,包括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罗默到北京进行考察,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做了一次关于城市化的学术报告。他说,当人们在城市中聚集,人和人之间面对面交流,通过思想的碰撞,能够创造新思想(ideas),所以城市化的功能就是产生新思想、新技术、新制度。正是因为城市化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城市的规模越大,人们聚集的密度越大,效率也就越高。
对这一点我不太同意,我跟他讨论的时候,就讲了我们在苏州的调查。苏州一直抱怨,好不容易从西部地区引进了一些人才,几个月以后却跑到上海去了。苏州认为,因为上海是大城市,各种文化设施都比苏州强。其实,那时候苏州已经规模很大了,而且上海近在咫尺,可以很近便地享受上海文化。我们调查发现,问题不在规模,而是苏州闭塞,技术人员在这里待几年以后技术水平就赶不上时代发展了,而在上海,技术水平可以不断进步。所以苏州的主要问题是来者不拒,什么人投资都给安排,专业太多,于是同专业能够交流对话的人数太少,达不到提高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临界点。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人的聚集还需要能够对话。
罗默对我说,这个意见非常好,除了要发展城市之外,还要加上一条:专业化。
我后来到广东去讨论这个问题,就说了一个意见。金融行业因为涉及的专业太多,要达到临界点,城市的规模就要很大。所以可以发现,金融中心越大,城市的规模越大。纽约市是世界金融中心,有一千万人口。但是制造业就不一样了,它和其他产业之间不需要有那么密切的联系,所以美国波音商用飞机的生产基地就在西雅图的小镇上。原来还有一个产业需要在大城市里,即商业服务业,但是网络发达以后也不需要在大城市了。这样发展就能扬长避短,分享城市化的红利,避免城市化的缺点和负面效应。
因此,基本问题搞清楚了,就有分析框架来研究城市规模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说城市规模越大越好,或者城市规模越小越好。所以我认为,对城市化的基本问题需要讨论,这样,一些具体问题才能够讨论清楚。同样,中国经济还有很多基本问题也是如此,需要形成分析框架,来解决这些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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