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讲故事——罗队长

老知青讲故事——罗队长(上)
罗队长是我们最先认识的谭家坪人,下乡的第一天,是他带了几个人到公社来接我们的。
从大路坝街上到谭家坪有十来里路,是一条“赶场大路”,就是走的人多了于是就成了的那种路,不很宽但顺畅。走在路上往左看,是雄奇险峻的二仙岩,朝右望,是巍峨挺拔的八面山,冬日和煦的阳光淡淡地映在路边的冬水田上,泛出点点波光,旱田里小麦和油菜都偎着挤着,看似慵懒,却生机暗伏。帮我们挑行李的那几个社员边走边给我们介绍,一会儿“到四川”了,一会儿又到“湖北”了。原来,大路坝乃湖北咸丰与四川黔江(现为重庆所辖)相交,省界犬牙交错,俗称插花之地。我们一行边走边看边聊,不觉到了一个大坝子上,“到谭家坪了”!一路上句话不讲的罗队长,这时转过身来对我们说了一句,又走了几步,到山边路口上,只听得他朝着坝子这边大声吆喝起来:“晚上开会哟—!晚上开会啰——!”
我们知道,这是要为我们开欢迎会。
到了安排好并已收拾妥当的住处,放下被褥行李。虽已在街上吃过饭了,还是到事先就准备好晚饭的周家去了,冬天黑得快,晚饭吃完,天已黑好一会了,有线广播喇叭已叫了好久,估计八点多钟了,我们急急忙忙要走。周家伯娘笑了:“莫慌,还早,罗队长要来喊你们的。”果然,话音刚落,罗队长提着一条凳子就进门了,我们连忙起身,罗队长把手一按:“吃饱没?莫急,那边还在烧火。”我们又局促不安地坐下来,罗队长也坐在火坑边,烟杆拿出来在火坑边磕了一下,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还是只喝烟不说话。
他慢腾腾地把烟喝完了,站起来说:“走嘛,你们几个不用带凳子。”他提着凳子就走,我们跟在他身后。估计这时差不多快九点钟了。
会场就在我们住的房子外的大堂屋,进屋只见满屋烟,几盏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掛在旁边板壁上,火苗如豆,在烟霭中摇曳,努力地想驱散幽暗但似乎无关紧要,因为堂屋中间地下有好大两堆树疙兜火,火焰熊熊正起势,噼啪作响,温暖而明亮,围坐在火堆边上的人影映在板壁上,忽闪忽闪地魅影曈曈,有几个小孩在屋里追逐嬉戏打闹。外面一堆火边围坐一转妇女,个个手里都拿着鞋底或袜垫,穿针引线,同时叽叽喳喳地摆龙门阵,里面那堆火边坐的都是男的,几乎人人都在喝叶子烟,吞云吐雾,有一条空长凳就摆在这堆火边,罗队长带领我们走过去坐下,他没有坐,就站在火边,使劲吆喝了一声:“那边几个莫闹,回去叫你们大人来开会!”原来,那几个小孩也是来开会的。后来我们才知道,生产队里开社员大会,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家来一个代表就行了,联丰一队一百多个人,也就三十几家,开大会也就三十个几人。
罗队长站着:“莫闹了,我们开会。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这几个学生,上级派他们到我们队里。不是他们自己要来的,也不是我们请他们来的,是上级组织派下来的哟!”他反复强调是上级组织下派的,目的好像是不准别人欺负我们,“欺负他们就是欺负组织。”
那时生产队开会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人主持,没有多余的套路,连鼓掌的环节也省了,甚至也没有要求我们作“自我介绍”,就是他按照公社介绍把我们四个人的姓名依次说了一遍。我们坐在凳子上,这柴火烟加叶子烟的浓烟不光呛人,更是熏得眼睛都难睁开,泪眼迷离。他还没讲完,旁边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插话了:“这几个学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接受我们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么子叫再教育?也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老师,要教他们,他们从小就在城里,我们农村这一套他们都不懂。”后来我们认识了,这位说话的姓王,也是我们队里的,曾经当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王书记话音刚落,有个小伙子就接话:“我们都是老师?那他们不听话我们就可以打手板啰。”这人话未说完就笑起来,也惹得众人大笑,但罗队长没笑,他知道这是开玩笑,但还是正色道:“你狗日的敢打他们,老子把你的手剁了!他们叫‘知识青年’,是有知识的人,你狗日的叫你读书你去扒桐子树捅黄鳝,你还好意思说,他们才是你的老师,好好跟他们几个学。”罗队长说到这里,忽然停顿了一下,变得缓慢:“我们都是盘儿养女的人,他们几个才十几岁就离开家,我们真的要好好对他们,要让他们的父母放得心。”说着,他看看我们几个,眼里透出的那种怜悯痛惜的神情,一时让我们感激的心情难以言表。
上面记叙的情景,我历历在目,清晰莫名,因为已经在我的大脑里过了无数遍。
我们二十来岁时,报刊和纪录片电影里描绘欢送知青下乡的情形,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们挥动手里的红宝书,高音喇叭在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到了农村,贫下中农夹队欢迎,又是拥抱又是握手,知识青年们激情澎湃又感动得热泪盈眶,每次看到这里,回想我们下乡前后的情景,还真是羡慕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知青。到了我们三四十岁时,时代变了,宣传口风也变了,电视里播放的是《蹉跎岁月》,是《孽债》等,知青下乡时的情景是阴云密布,或凄风苦雨,好似生死离别之际,甚至还有人抱头痛哭。到了乡下,也是一派萧瑟凋敝。每当我看到这些,又会轻轻地擦拭这段记忆的尘埃,想起的还是这个场景,思绪就会又回到那天晚上,像放电影一样,又看到了那被烟熏得黑得发亮的房梁、椽子和瓦,回到了当年那个烟熏火烤的时刻,又听见罗队长那略显沙哑但沧桑温情的声音,眼角又有点湿润了。
我们那年下乡,既没有澎湃激情,也不是一怀愁绪,貌似很淡定,但我们知道,我们就像在深秋旷野上大风中的蒲公英,身不由己,只是懵懂而迷茫地随风飘荡而已,风停后落在何处,将于何地生根,已无甚要紧,所谓时也、命也、运也。
事先早就约好的,我们几个人一商量,就去买了车票,在城里上车时是清晨,晨雾漫漫,寒意凛凛,到了黔江,又背着行李走了六十里山路,到了大路坝公社,路边的野花微微摇曳,墙上贴的破旧标语在风中哗啦啦飘动,也不像在欢迎我们。但公社办公室却很是热情,安排我们到供销社吃了一顿饭,印象特别深的是吃“洗澡肉”,即烧一锅开水,放一把盐,再把切好的肥瘦相间的猪肉坨坨放进锅里煮,无任何葱姜蒜佐料,像洗澡一样。纯正的土猪鲜肉,味道超好,此生唯一的一次。吃饭时就我们四个,也没人陪。正在吃饭时,外面有人喊了一声,“谭家坪的罗队长接学生来了。”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个笑嘻嘻的小个子老汉,一口地道的四川话:“我姓罗,谭家坪一队的”,我们连忙站起来,略作端详,只见他乱糟糟的头发上缠一根好似灰色的帕子,满脸皱纹,眼睛不大,但还真可以用“炯炯有神”来形容,看来是个精明人。
罗队长叫罗其均,老家在重庆(原属四川),是个篾匠,解放前夕到谭家坪王家上门。他是我们认识的第一位现实的农民。
这是能找到的罗队长唯一的一张照片 何谓我们认识的“现实的农民”?
这里恐怕要稍稍多费点笔墨,把这个问题捋一捋,才便于继续我们的故事了。
下乡前的那两年,我们非常熟悉的有一句“最高指示”曰“严重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句话直接为农民贴上了“落后”的标签,在初中的政治课上,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我们的领导阶级不能是人数最多的农民,因为他们是“小农经济”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有“阶级的局限性”,只有大机器产业工人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同时也就为农民勾勒出一副形象:自私狭隘、目光短浅、胸无大志,软弱涣散等,因而只能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必须不断地给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改造。
可是,就在那一年,最高指示又明确地要求我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且强调“很有必要”,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再教育?反而要舍近求远到乡下接受“落后”的贫苦农民的再教育?什么原因?如何理解?当然,这在当时只是藏在心里的困惑。不过,当时的副统帅说过一句话,对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就执行吧!报名没有犹豫,说走就走。
但是,关于农民的认识,就在我们的头脑中就有些难以言说了,好像打上了马赛克,模糊了。对农民,还真没打算拜其为师,把他们当做老师那样恭敬,跟他们学什么呢?真的学种田,然后当一辈子农民,扎根农村干革命吗?
这真是农民吗?好多年,我都在思考着。
是的,前面所说的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民,是政治家棋盘上的农民,是政治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学术概念,是一个抽象出来的符号,并非现实中活鲜鲜的“这一个”有血有肉的农民,充其量是“马”而非“白马”。再作一个蹩脚的比喻,地质学家关于山川河流的概念,和画家眼中的青山绿水能是一样的吗?
但是,在那个年月乃至以后,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问题,“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于是,从坊间传闻或段子手的口中,也就衍生了许多关于农民行状的描述,为农民涂抹了一副脸谱,譬如粗鄙邋遢不讲卫生,粗野莽撞不讲文明等,这就是说,所谓农民,不仅意味着一种低档次的生活状态,似乎也是一种应受到鄙夷乃至唾弃的行为方式。问题还在于,这些抽象概括出来的农民群体的政治经济特征,已经染到了我们所戴的眼镜上,成为一种社会刻板印象,先入为主,干扰和影响着我们后续对农民个体的社会世俗认知。
更让人无语的是,好多年来,在我们的话语中,“农民”已不是对职业或社会分工的描述,而是一种较低社会身份或等级的标记。前些年,有位令人尊敬的老领导,批评农村教师素质不高,有一句经典的话就是说这些教师:“简直是个农民!和农民差不多。”对农民的轻蔑溢于言表,毫不隐晦,当然,更多的人对农民的歧视并未流露于外,而是隐藏于内,从骨子里瞧不起农民。
罗队长就是我所认识的一位真正农民,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的一位老农民。
我们后来和他的接触多了,慢慢发现,他并非木讷口笨,因为年轻时曾走南闯北,算是见多识广之人,他摆的龙门阵,有些至今我还记得,譬如,他说解放初土改时,到谭家坪的工作同志姓文,文同志组织开会,在会上说“将来我们这里也要像苏联一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人都可以穿胶鞋,都可以用电筒”,结果大家都摇头,说“穿胶鞋可以,电筒我们是不会用的,”为什么?原来,过去人们走夜路,照明是用火把,电筒是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挑逗妇女也就是“撩妹”的专用工具,不是普通的“家用电器”。他说,谭家坪把看电影叫看“打马球”,因为大家最先看的一部电影是苏联的纪录片,最稀奇,印象最深的是马戏团的马踢球表演,于是就把电影叫做“马打球”。等等,
有一次,我们和他一起说样板戏《红灯记》,李奶奶和李玉和都牺牲了,而李铁梅没有被鸠山杀害,我们说,这是鸠山为找到密电码,故意这样放长线。罗队长听了则不以为然,哼了一声道:“你们年轻,日本鬼子见了花姑娘,要搞啥子你们不懂,哪是为了什么密电码。”我们有点急了,还想进一步争辩,他却轻蔑地看了我们一眼,站起来就走了,真是无语。
这是仍留在我头脑中有关罗队长的几点记忆残片。
记忆具有选择性,经岁月的冲刷侵蚀,仍能留存下来的,应该是有点意思或有点意义。现代记忆研究还认为,记忆不单纯是过去事件的储藏库,也是记忆主体唤起特定的过去事件并赋予意义的一种主体行为。
还记得罗队长什么呢?我的记忆储藏库里还有关于罗队长的什么事呢?
哦,想起了,那次他发脾气。
在我们的印象中,罗队长平时多半时间皱着眉头不苟言笑,冷静而理性,不急不躁,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但是那天他在发脾气,勃然大怒,什么事惹恼了罗队长?
那天放活路时,队里的那个“五保户”孤儿咪佬娃(咪mi,方言小的意思,最小的孩子)在垭口上地下坐着,见到罗队长来了,“哇”的一声就哭了,只见他浑身是泥,哭得很揪心,但他就是不说是什么事,罗队长知道,肯定是受别的小孩子欺负了,见问不出来,他气极了,厉声喝道:“你的手到哪去了?别人打你,你怎么不还手?!”咪佬娃哭道:“他们人多,我打不赢。”“打不赢,捡石头打!打不了用牙齿咬!”这时的罗队长,真是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一边吼咪佬娃,一边走,站在高处就吆喝起来,“晚上开会!开会!”
晚上开会,罗队长疾言厉色,大声警告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你们哪个要是再欺负咪佬娃,我不管你是哪一家的,莫怪我不讲客气!咪佬娃,哪个再打你,莫怕,你跑到我这里来,我看那个不怕死的敢来打!”这时,好几个队委会的都站起来插话:“找我们都行,怕么子!”罗队长长叹一声:“咪佬娃是造孽人,欺负造孽人天理不容啊!”(造孽,本地方言,可怜)众人肃然。
当时好像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惊讶或感动,孤儿受到欺负找领导哭诉,领导为之撑腰,很正常的一件事,还有好多这种关怀伤残病弱,惩办恶贼歹徒之故事。但现在想起来,不知怎么回事,却心头一热,感慨莫名。
所谓“五保户”,即由生产队集体对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者,实行保吃、保穿、保烧、保医、保葬(儿童为保教),是弱势之弱势群体。我们队里有两家,其中一家就是咪佬娃和他姐姐,咪佬娃叫李家田,当时大约六七岁,他姐姐有十几岁了,父母双亡后,纳入“五保”。还有一家“五保户”就是哑巴,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婆婆,身世凄凉,寡居多年,终老一身。每次队里分东西,不论什么,罗队长都要求大家,先让她和咪佬娃两家挑选,已成为惯例。在当时,不管什么人,有罗队长及其那些老农民在,没人敢去欺负这些队里的“宝贝”,实际上人们也都有这种共识,无人去欺负他们,生产队就是“五保户”的全部依靠。
当然,那时也有缺少家教不懂事的小孩,和现在的那些嚣张跋扈的“校霸”差不多,搞校园“欺凌”,极为可恶。现在有些孩子受到欺辱,老师不知道,也不敢告诉家长,怕招致变本加厉的报复,只得忍气吞声,甚是可怜。那个年月谭家坪的咪佬娃,孤苦伶仃,凄惶无措,受到欺负,幼小心灵的那种悲哀和恐惧,唯有嘤嘤啼哭,在悲戚中颤栗,他找罗队长,罗队长将他揽入怀中,庇佑他,他感受到的,就是社会的温暖和人间的真情,看到的,应该就是生活下去长大的希望。
罗队长及其那些仁义善良的老农民,就是他背后的那座巍峨的高山,就是他暗夜中的一缕光亮,他生命中那一轮温暖的太阳啊!
我能够理解罗队长们对咪佬娃的意义。
说起哑巴老婆婆,我现在不敢写了,当年,她把我当成她眷顾而依恋的儿子。我年轻时笔力不够没有写,现在老了想写,但泪点已低,尚未动笔,恍惚间又看到了她那缱绻慈爱的眼神,夕阳西下,她站在山边路口上,寒风中一缕白发在飘,……。 不觉已老泪纵横,不写也罢。
现在想想,关于庇佑“五保户”这件事还真是值得记叙。
前些年,有好多媒体辟有名为《道德法庭》的栏目,其实,道德问题是不上法庭的,只是为强调其重要而作的一种比喻。但是,在乡村世界,由于法规的管控能力有限,人们的法律意识及知识有限,法律未能涉及的领域也还很多,还真的需要这种“道德法庭”或类似的社会机制,需要罗队长这样威严公正的道德大法官。他们根据主流价值观和传统文化,拟定和施行成文或不成文的乡规民约,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道德的承载者、传承者和维护者,代表着社会的良心,引导着民众的舆论,同时,他们也是现行政府的代理人,行使着主持公道,伸张正气,惩恶扬善,维护体统,庇佑弱小的神圣使命。
很遥远的从前,这种维护社会稳定的角色是那些拥有土地、权力和声望的“乡贤士绅”来担当的,后来,主要由有一定权力的党员干部来充当,但是,能否发挥作用及其作用大小,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最终与其个人威望及品性有关,个人威望是由其个人品行被政府和老百姓的双重认可度决定的,最终还是德高才能望重。
罗队长就是这样一位仁厚善良、德高望重的老农民。
如何对待“五保户”等弱势群体,体现了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德行,这谈不上什么高尚的思想政治觉悟,但真的体现了他们那种淳朴善良的菩萨心肠,值得世人景仰,极为崇高圣洁的悲悯情怀。
现在想来,还有一事也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如何对待所谓的“五类分子”。
下乡的第二年春,我们到烂田坝参加大队的社员大会,看到会场坝子旁边的吊脚楼下,站着两排萎靡不堪的人,大多佝偻着腰,还有几个已老态龙钟。同行的人告诉我们,那些人是本大队的“五类分子”,可怎么还有几个小孩子在里面呢?最小的那个可能只有五六岁,同行人解释道,那是他们的爷爷或奶奶病了或走不动了,就让尚不知何为“面子”的孙子代替开会。
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五类分子”也称“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历史和现行),还有坏分子和被开除从城市遣返农村的右派分子,是农村社会中的政治“贱民”,地位极为卑微,饱受歧视凌辱。若是冬天开会,就要命令“五类分子”家提前无偿送柴禾到会场,而开会时他们只能在会场外站着听训话,哪怕冻得飕飕发抖。平时不管干什么,都“必须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日子过得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更悲催的是他们的人生好像没有什么盼头,他们的孩子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如果不能舍弃亲情而背叛家庭,揭发批判父母的“劣迹”有功,那么升学、当兵、入党、提干等,都没有指望,即使真的背叛了家庭,也只能是“控制使用”,甚至连他们的亲戚,也会受到牵连,不得受到重用。我认识那个代替自己奶奶去参加“五类分子”训话的孩子,他童年心灵上受到的伤害,如同梦魇一般,真的在他心里种下了那什么什么的种子。
我们队里只有两个“黑五类”。其中一位叫刘家其,他有好几弟兄,有个哥哥解放前当过乡长,后来被镇压了;还有一个哥哥据说是国民党国防部的少校参谋,在重庆,临解放时没有往台湾跑,而是找了个女学生一起逃回老家,其结果没有什么悬念,也被专政了。 刘家其自己呢,自小被家里送去学医,成了一名中医,但家庭是地主,兄长被枪毙,自己行医攒了点钱就置办田土,所以还是被划为地主成分,被管制,强制接受劳动改造。
其实,这人很不错,面慈心善,见人满脸笑,待人也很热心,我们打草鞋就是他教的,与电影里那些阴险狡诈的地主恶霸差别太大,也许是他太狡猾了,但我们真的看不出来。他的医德医术还真不错,据说有一次,有个人在栽秧时突然肚子剧痛,睡在田坎上动不了,他在旁边,两手空空没有任何医疗器械,本来可以推拿按摩,但手已被泡软,情急之中,他让这人仰着躺下,伸手在田里抓起一坨稀泥巴,在这人的肚脐眼上筑了一个小小的“围塘”,然后往里撒了一泡热尿,过一会儿,这人肚子就不痛了。
被管制就意味着他没有行医资格,不准为人治病,好像是怕他利用行医之便或假借看病之名“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当时的公社和大队曾多次说到这一点,要生产队加强监督,要罗队长负责,但是,罗队长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暗地里还支持这个地主“治病救人”,介绍病人到他家里去看病,收不收钱也不闻不问。有的公社领导对此颇有些微词,我曾听到有位领导对我说,罗队长别的都好,就是政治觉悟不是很高,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唯生产力论”比较严重,不过,我知道,这位领导仅仅也就是说说而已。
罗队长对此的认识其实是清楚的。他曾对我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队里把刘家其拖出来天天斗,分值就上去了?那是扯卵谈的话。”还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让刘家其帮人看病,哪有错?”
还有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成分高了,本来就背时到顶了,无事还要去‘呈下坡’,别人还活不活了?”所谓“呈下坡”即落井下石的意思,此种德性,在谭家坪的那些老农民看来,乃龌龊卑劣之小人行径,为人所不齿,皆嗤之以鼻。
正是因为罗队长及其队委会的宽厚仁义,刘家其并未因其成分高而进一步倒霉,也算是过得比较安稳踏实。他的几个儿子,其中老三刘国伟曾和我一起在面坊共事,他在水碾房磨面,我轧面做面条;老二刘国平,在中央宣布为“黑五类”揭帽,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就入了党,还当了几年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另外一个“黑五类”,就是刘家其的哥哥从重庆带回老家的那个女学生,叫施明范(音)。不知道她老家是什么成分,但跟着地主回来,就是地主。我们见到她时,已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太太,斯斯文文,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但依稀可见年轻时的绰约风姿,她极少同外人讲话。她丈夫被专政后,就嫁给了本队的徐老汉,这徐老汉叫徐生益(音),他的经历也是一个传奇,曾是个“红小鬼”,在咸丰忠堡还打过仗,然后跟着贺龙参加长征,后来不幸在晋察冀那边的大青山战斗中负伤,一颗子弹打中那不可描述的部位。在老乡家养好伤,与大部队失散了,结果,他没有继续找部队,而是沿着长征时走过的路往回走,靠卖壮丁打短工,一路跌跌撞撞回了老家,此时老家已解放了,他看上了这地主遗孀:从大城市回来斯斯文文的施明范,于是就成了一家人。据说,文革前四清时,清理阶级队伍,他自己说不清楚这一段经历,有关方面曾经外调,贺龙亲自回信:“此人参加过长征,大青山战斗中失踪,下落不明”。所以,这徐老汉也算是有“历史问题”的人。
罗队长对这施明范一家,也是非常宽厚,甚至还包庇。当时的领导是明确要求对“五类分子”强制劳动改造,反正是不能脱离监督管制。但罗队长就是对此推诿不办,甚至置若罔闻,不予理睬,多次公开抵制上边的要求,而且从来没有开过他们的批斗会,毫不掩饰地为他们说好话。
这似乎很简单,其实,只要经历过那种疯魔时代,就会懂得,这样做,是有政治风险的,弄不好,是要付出代价的,并不是很容易。
在那个年月,有人着了魔似的热衷于政治斗争,参与你争我斗“人整人”闹剧,也有人靠出卖良心而苟活,还有更多的人为求自保而违心地跟风跑顺风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是,在谭家坪,像罗队长这样简单而朴实的老农民,似乎游离于政治风潮之外,依然奉行最本真的人道主义,散发着淡淡的却是最温暖的人性光辉。
时也命也,运也,我们的运气好,遇到了真老师。
我知道罗队长的思想并不很深刻,胸怀也说不上博大,更没有渊博的知识,智商也不是很高,他示范给我们的,不过就是要体恤弱小,不能欺负“造孽人”,他教给我们的,无非就是要宽厚待人,不要“呈下坡”落井下石,等等。这些应该就是人生在世必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也应该是一个人得以安身立命必备的基本功。
今日环顾左右,人间有多少悲剧惨剧的发生,盖因作恶者没有学到这些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未能掌握这人生必备的基本功而已。
我不会说青春无悔,但对那一段遇见,终身不悔。 2017.6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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