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七个年头了，父亲也在去年十二月份去世。两位老人辛劳一生都已经离开人世，家里几孔窑洞也没人常住了。我除了逢年过节回去给老人坟头烧个纸，也懒得回去。俗话说，父母在，家就在。作家毕淑敏也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如今父母不在了，我不想回去看那空荡荡的院子，看到那个院落总让我有一种失落感，失落得让人流泪。
今年五月份，本家族一个哥哥长年在外，他原有的几孔窑洞倒塌的不能住人了，提出要在我家旧院住上一段时间。也好家里有个人能照看院子，除个草什么的。既然有人要住我家，我想还是回去简单的把家收拾一下。
回到家，家里多少年几乎没多大变化。除了吃饭用的锅、碗、瓢、盆外。再就是窑掌的三口大石仓，及石仓上放着的一对旧顶箱。顶箱中间搁放一块穿衣镜，窑脚地放两个坛坛、一口水瓮。这就是家里的全部家当。两个顶箱上各有一副黄铜栓，顶箱大小基本一样，但从做工和材料看，肯定不是一次做的，母亲曾讲过，我现在已记不清了，估计这对顶箱至少有70多年了。从我记事起，这一对顶箱就放在窑掌两边石仓盖上，主要是放一些衣被及零碎物品。石仓盖上那个立式穿衣镜，主要用来装饰，再就是供梳洗打扮照人用的。那三个大石仓主要用来储存粮食，那些年也曾满满当当的。八九十年代，人们怕闹饥荒，交过公购粮后，就把每年剩余粮食存起来备用。如今这几口大石仓也成摆设，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放。打开顶箱，想把里面的东西倒腾一下，把一些没用的东西丢掉。自从母亲过世后，我就没认真翻搅过。其实两个顶箱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父亲的一些旧衣服。倒腾了半天，我把没用的东西装了两蛇皮袋。但是发现有三件小东西，我没舍得丢。尽管这三件东西对外人来说一文不值，但是我还是想把它们保留下来。父母在世的时候，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东西，我想把这几件东西保存下来，留个念想。
一个是母亲生前用过的一个旧式玻璃注射器。这个注射器自从母亲去世后，谁也未曾动用过。它用小白布包裹着，并用布包上一个小带子缠着，里面还有一些针头。这些针头和注射器一并放在一个有盖的小铝盒内。记忆中，还有听筒一样的听诊器，包裹中还有钳血镊子、镊子等，但这两件都不知那去了，也许有人觉得有用，拿去捉蝎子用了。我打开小布包，看了好久，又原封不动的包了起来。其实这些东西留下也没什么用处，现在人们早就用上了一次性注射器。但是我还是想把它留了下来，没舍得丢掉。因为在那上面，残留有母亲曾经用过的味道。母亲当年使用注射器的情节又浮现在眼前。
在过去那个年代，母亲算是我村的文化人。听母亲说，我外爷曾在部队当过兵，母亲从小跟随外爷，耳濡目染，受到过部队良好的教育，认识不少字。我小时侯老师布置下作文什么的，总发愁。问母亲，总能给你说的头头是道。不会写的生字，母亲给我说的总是一清二楚。母亲就像我的一本活字典。过去农村缺医少药，文化人又少。我母亲经村里推荐，参加乡里县上医疗培训，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母亲是个聪明人，又是一个热心人。打针呀，接生小孩呀，一学就会。只要村里谁家有事，需要帮忙，母亲总是乐意去帮。过去农村生个孩子，没人愿意到医院去生。也许是农村条件太差，根本到不了医院。于是母亲就当起我们村里的接生员，要是那家婆姨快生了，那怕是黑天半夜，刮风下雨，母亲都不辞辛苦。有时候为了接生小孩，母亲一夜顾不上睡觉。直到人家顺利生产，人家高兴，母亲累着也是一种快乐。接生是一门技术活。不但要胆大，而且要心细。母亲是个心细的人，她总能做到一丝不苟，安抚优加，顺利接生。凡经母亲接手的孩子，没有一个出现问题，每个都生长的白白胖胖、健健康康。不像现代人生个孩子，七老八少伺候，兴师动众，把人紧张的要死。
我们兄弟姐妹多，母亲里外孙子就有十几个。为了照顾好儿女们的生活，我母亲不但当起了家里的医务员，还当上家里的保育员。里里外外的孙子都需要母亲看管，今天不是这个发烧，就是那个头疼，吃药不管用了，母亲总是小心翼翼拿出包好的注射器给他们打上几针，然后就药到病除。我的那些侄儿侄女、外甥，每次打针都嚎啕哭叫，但没有一个没挨过母亲的针头。打完针，再要做的生活就是消毒了。因为这些针头和注射器要重复使用，所以每次使用前必须严格消毒。母亲先用开水把针头、针管冲洗干净，然后再用小布包缠起来，放在铝盒内。没有高压锅消毒，母亲就把铝盒放在家用锅的井片上，用大火烧水高温消毒。那时农村就这条件，不出农村有个人给你看病，已经很幸运了。母亲家里经常是里外孙子六七个，一天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家里就好像办了一个托儿所。这个哭那个闹，母亲忙得不可开交，不要说有病看病了，就是平时这些孩子的吃喝拉撒也够母亲烦心的。
一九八七年后半年，我正在义合中学补习，突然间感觉身体发软，汤水不下。那时候人有病了，好像不习惯去医院，硬扛不住了，只晓得往家里跑。义合中学离我家太远，回不了家，我就只能骑自行车往我姐家跑。一路上走走停停，身体软的根本骑不动，不到十里的路程竟骑了近两个小时。我姐把我引到她们村赤脚医生那，翻开我的眼皮看了看，说疑是得了急性黄疸肝炎。我姐夫又带我去义合医院，被确诊为急性黄疸肝炎，需马上住院治疗。那时因为家里条件太差，那些高昂的费用，家里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去住院。只能买些中草药和西药，辍学回家治疗。于是母亲就当起了我的专职医生，一天为我熬汤送药，每天两次打针注药。半个月后，我的身体稍有好转。在母亲的精心护理下，不出一个多月，我的身体就逐渐康复。那时我耽误不起学习，就跑回学校恢复了上课。我现在常常感念，在那经济十分困难的时期，是母亲的悉心照料，才使我走到了今天。以至于这些事过去都三十多年了，每每想起，我都会眼泪婆娑。
母亲还留下一件不起眼东西，就是母亲用过的一个柳编针线簸萝。在那个年代，针线簸萝基本是家庭的一个常用工具。里面放置有剪刀、针、顶针、线疙瘩、纳鞋底钳子之类的。母亲常把这些物件放在坑头，缝新补旧。那时，我们浑身上下穿的都是母亲手工做的衣服和鞋子。用的布都是母亲织的布料。母亲是个心灵手巧之人，要是谁家有个时兴服装，只要有个样子，母亲总能够根据你的身高体型大小尺寸，裁剪出适合你的衣服来。
一九七八年，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到户，土地基本可以自主经营，但还是广种薄收。由于投入不足，加之陕北土地十年九旱，一年下来，人们总是饿着肚子度日。母亲白天地里干活，晚上挑灯夜战纺纱织布，为我们赶制抵御寒冷的衣裳。有时我一觉醒来，还见母亲在灯下纳着鞋底，我问母亲，你为何不睡，她说她不瞌睡，习惯了这样。母亲在我的心里从来就这么平凡而伟大，也许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她的付出从来都默默无闻的。
在倒腾家里顶箱的时候，还有一件东西，不得不提。它也是母亲用过的一件“古董”，叫鞋楦，也叫袜楦。现在很多人不知用来做什么？那是过去时代，那是用来做鞋，补袜子用的。我家是大户人家，吃的穿的都要母亲去打理。人工做一双鞋，从糊袼褙、剪鞋样、纳鞋底、做鞋帮、上鞋，几个工序完成下来，没有半月二十天，恐怕一双布鞋做不出来。我家人多，每人一双，也得八九双。可见做那么多鞋，要付出多少劳动代价。这些鞋楦就是用来给做好的鞋定形的。至于补袜子用袜楦，主要用来充实袜子，以便更好缝补袜子。现在社会，很少有人再穿补丁袜子了。这个物件，也随着时代的变迁，退出了历史舞台。
整理完顶箱内的东西，我把墙上挂的母亲和父亲两张照片摘下，用布擦干净，放到顶箱中保留，我不想让两位老人的照片时间长了会沾满灰尘。我想把那个玻璃针管和那个历经岁月保浆的簸萝萝，连同鞋楦带回自己家里永远保存，如果有时间，我还想把这几件东西背后的故事，讲给我的儿子和女儿去听。
一切都整理妥当，我顺便把坑脚地也打扫了一遍。好让我们自家哥哥住我家有一个整整齐齐的感觉。尽管家里没有一样像样的家俱，但都被我收拾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和母亲在世时没有两样。
汽车行走在回城的路上，山里的道路崎岖不平，上一道坡，下一道洼，很不好走，一不留神，就会走进边沟。但我必须走稳走正。车上带着母亲留下的三件宝贝，感觉沉甸甸的。我心里在想，父母亲留给子女的，不必太多。也许精神层面的东西比物质方面的东西更加珍贵。
对我而言，仅此三件，足矣。
作者简介： 郝维利，70后，陕西省绥德人。就职于当地某机关单位，业余爱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