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笔记本(极端—— 海德格尔《黑皮本》诠释(节选)|群星讲座第九讲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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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 海德格尔《黑皮本》诠释(节选)
德国哲学群星在线系列讲座第九讲·延伸阅读

作者:君特·菲伽尔(Günter Figal)
君特·菲伽尔(Günter Figal),弗莱堡大学著名哲学教授,《国际诠释学年鉴》主编,曾任海德格尔协会主席(2003-2015)。著有《海德格尔:自由现象学》、《对象性》、《自由空间》等二十余种。

编者按
海德格尔的《黑皮本》争执因其涉及哲学家的政治观念而变得复杂。当争执从外在的立场选择转向内在的思想讨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关键问题始终在于如何对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作出哲学的评价。对此,菲伽尔教授为理解《黑皮本》提供了一种哲学争论的可能。这种争论并不只是指向《黑皮本》与海德格尔,其最终是对哲学本身的“事情”,亦即“思想的事情”的追问。
极端
海德格尔《黑皮本》诠释(节选)

海德格尔是个人特征非常鲜明的哲学家,可他在讲课时往往又是隐匿无名的,以便为“思想的事情”留出空间。然而,《黑皮本》却处处显示出他本人的在场。海德格尔同意把《黑皮本》列入全集,不可能把它看作与其哲学没有任何关系的私人笔记,而是有他哲学上的连贯性与必然性。但当海德格尔在此哲学的文本中表达了反感犹太人的怨愤,这却又是与哲学极不相称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把反感的怨愤这种“哲学的不可能性”纳入他的哲学。海德格尔用“计算性思维”(rechnendes Denken)和所谓的“谋制”(Machenschaft)来刻画“现代”的总体特征。他的怨愤反而会损害这些概念的哲学性。因此,海德格尔是否是反犹主义,不能通过把它具体化为某种现代批判的变种形态来界定,就像冯·赫尔曼所做的辩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只会事与愿违,并且会让那些危及、甚至毁掉海德格尔现代批判的哲学性的东西成为其现代批判整体的构成部分。正是因为哲学与怨愤互不相容,在《黑皮本》中表现出来的怨愤与哲学的融合便越发不能理解为哲学。如果“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或“形而上学”是真正的“哲学的可能性”,那么也就不会有存在历史性或形而上学性的反犹主义,比如特拉夫尼的判断。这样的称谓至多是种虚假的哲学象征,是人们用以刻画意识形态的方式。同时,如果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会使他的哲学本身成为问题,那么也不能因为相关片段只占《黑皮本》的极小篇幅而限定这种反犹主义的范围。对于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完整性而言,但凡有一处这样的片段就足以致命,足够摧毁他哲学思想的哲学性。所以,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在整体上会因为这些反犹怨愤的记录而不再是哲学了吗?这些意识形态的记录足以否定对海德格尔的哲学要求吗?

海德格尔在《黑皮本》中曾经提及他对胡塞尔的“攻击”并就此作出解释:他反对的是“对存在问题的忽视,也就是反对形而上学自身的本质。以形而上学为基础,对存在者的谋制规定了历史”。这样的攻击为“历史性的时刻”建立“根据”,此即“在存在者的优先权与存有(Seyn)的真理建基之间最高决断的瞬间”[1]。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这种为此历史性的瞬间“建立根据”的攻击拒绝了“在存在者中寻找存在”的形而上学,并同时说出了“存有的真理”。这里的“言说”不能理解为对某物的标注与命名,好像被命名的东西与命名的活动无法分开似的,哪怕它是完全非对象性的东西。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思想的道说(Sagen)”,“其无所描述、无所阐明,不是宣告,也不是传授;在此,道说不与有待道说者相对立,而是作为存有本现(Wesung)的有待道说者自身”[2]。它是重现“西方人类伟大开端(Anfang)”[3]的道说。此开端堕落为形而上学,并在道说中作为另一开端(anderer Anfang)恢复。根据海德格尔,这是一切依存的“最高决断”。与此相应,“思想的语词”本身便是“居间(Inzwischen)的本质宿命,这表现在存有的真理与存在者的优势地位之间最为极致的决断的决断性”[4]。这是或此或彼(Entweder-Oder)的决断:一边只是形而上学的非本质性,另一边只有纯粹的开端性或“存有的真理”,是“尚未被滥用、尚未受逼促的本源”[5]。

这种唯独在道说中实现的思想拒绝非本质(Unwesen)而承受了开端最丰富的可能性。对此,海德格尔在《黑皮本》中称为“极端主义”(Radikalismus)。这是“真正本质”意义上的极端主义。它与“变革”无关,而是“本源的守护”。此守护既不是“对可支配者的扣留”,也不是“在历史学意义上对先前者的告知”,而是“跳跃”,其跃入开端并以此是“对历史的最简明本质的沉思”。这种极端化的思想同时也具有真正的革命性。在《黑皮本》中,革命是“进入开端者的本质回转”[6]。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极端主义”表现在:极端化的思想与一切对它当前在场的存在者相对,并且拒绝它们而强调自身的真理。被拒绝的存在者是非本质的,与此相对是在思想的道说中或在道说的思想中得以显现的本质性的“存有的真理”。它就其自身而言完全什么也不是,必须相应于思想或道说才能得到描述,因为它不是什么被规定了的东西,只是开端的最丰富的可能性。对此开端,一切非开端者,必须作为非本质的东西被拒绝。

海德格尔与开端相关并以此与形而上学相对的思想由上述结构规定。这个结构在他反犹的笔记中再次被发现。只要他的思想在本质上排他并且与被排除的他者相对,那么在他反犹的怨愤中可以看到各种敌意或对抗,而这些对抗可以理解为被排除的他者的具体化。尽管这些对抗不属于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基本结构,也不是从此基本结构中推导出来,尽管反犹的怨愤,哪怕会否定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哲学性,它也不属于其哲学的构成部分,好像没有这些怨愤,他的哲学就不成立似的,然而,这些反犹的怨愤却因为这种哲思的基本结构而成为可能。它们与他的基本设想并无矛盾。由此,海德格尔的这些反犹怨愤能够在《黑皮本》的哲学“思索”中一体共存。但只要海德格尔的哲学允许类似《黑皮本》中所表达的反犹怨愤,那么他便面临在哲学上遭受失败的危险。无论何时,只要他的哲学给怨愤留有空间并以此否定哲学的真理要求,那么就会走向失败。海德格尔的哲学具有这种内在的危险,是因为在他那里足够悖论性地涉及“哲学的可能性”。只要它仅仅是开端的纯粹可能性,那么哲思便与一切非开端性的东西相对,而且正如海德格尔所思考的那样,这些非开端性的东西必须为了开端而被拒绝。

海德格尔为了“最高决断”而把哲学思想理解成对形而上学的攻击。这不仅限于三十年代。在二战期间,尤其在战后,他的这种哲学思想又表现出新的具体化的可能。比如他认为盟军的军事胜利应受指责,而只要失败是接近开端的,那么即使是失败,也是根本性的胜利。对此,海德格尔写下这样的笔记:“只有‘能够’失去这种胜利并在失去中对人类本质唯一转变的呼唤有所获悉、继而对此有所准备的人,才能赢回这种胜利”[7]。海德格尔对失败作出新的解读,胜利以另外的方式进行。对于赫拉克利特关于π?λεμο?的语句,海德格尔认为这个语词既非争夺,亦非战斗,而是“决断”,“决断作为对本质的返回”[8]。与此相应的是他对盟军胜利者的蔑视。海德格尔从中只是看到“陌生的本质”。同样被蔑视的他的同胞。人们只是不断谈及美国人、法国人、英格兰人和俄国人,只是谈及德国人“通过他们的教化工作”是什么状况,但没有人考虑过,德国人究竟如何,“他们是否知道他们自己是谁,他们是否能够进行思考,以达到这种认知”[9]。在此,海德格尔自然不是针对具体的“德国人”,他指向“最高决断”的优越性。根据这种优越性,胜利消灭纳粹暴政的盟军反而是被拒绝了的形而上学的代表;对于开端性的思想而言,他们以某种颠倒过来的胜利方式负有真正的罪责,并“在沉思觉醒之前就已把它击倒在地”[10]。沿着这样的思路,海德格尔继续对“世界公众”作出冷嘲热讽、愤世嫉俗的评论。这些都属于他那种极端化的、因为意识形态的盲目而变得非哲学的思想。

海德格尔在二战后的哲学思考的确陷入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表态。然而,尽管海德格尔没有完全发现“最高决断”的对抗结构,比如他晚期《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的标题仍是这种对抗结构的证明,但在他的文本中,那种为开端服务效劳的战意也逐渐退去。在《黑皮本》和许多其他文本中可以发现他谦逊的表达。仅根据目前已经出版的文献来看,这种谦逊规定了海德格尔五十年代的思想发声。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海德格尔写下这样的笔记:“我们所能及者的本质得以形成,不由我们协作参与其中”[11]。这不再是以攻击的方式进行的“最高决断”。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看起来不再涉及那种被极端化理解的开端,它单纯停留于自身,停留于开端的可能性,而且只是可能性,不再是全新建基的丰富,只是仅限于可能性的贫困。人们不再能够以此开启任何新的东西。比如可以读一下海德格尔在1946年底写成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里面就有对某种质朴不显的思想行为的描述。

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年前最后的战争岁月里,海德格尔也曾写过一个文本,即《乡间路上的谈话》(全集第77卷)。这个用文学的方式编排的对话以赫拉克利特的’Αγχιβασ?η[接近]为题,探讨“泰然让之”(Gelassenheit),并暗示某种与极端化相对的另外可能的选择,打破了“开端思想”(Anfangsdenken)与形而上学、现代科学的对抗结构。在此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智者(哲学)、学者(历史)与研究者(物理)共同的对谈。物理与历史并没有被哲学排除在外,物理学家与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同样会有哲学的洞见。与此相应,哲学家也不再攻击科学的计算性思维。尽管他想要使得他们的对话“远离科学的范围”,并以此坚定哲学本身绝非科学的观点,但他还是强调“不反对科学”,而且“绝不‘反对’什么”,因为“谁若进入对抗的状态”,“无论成败”,均已失去“本质性的东西”[12]。这样看来,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似乎没有那么极端化。但人们不能把这些段落看作海德格尔的思想态度发生转变的证据,而且他在《黑皮本》中关于纳粹与“世界公众”等没有实质内容的言论也晚于他讨论泰然让之的这个文本。虽然海德格尔在五十年代的思考趋于从容平和,但无法排除在尚未出版的《黑皮本》中会同样伴随没有实质内容的话语。至于究竟是不是这样,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生平的考证来说或许是重要的。我们只能希望,尚未出版的《黑皮本》可以像其他遗稿那样为理解海德格尔给出丰富的启示,并且能够立即获得完整的研究。然而,对于人们应当如何与海德格尔保持哲思的关系,思想生平的考证并不具有首要的价值。相比而言,在哲学上与海德格尔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思想可能性”会更加重要。它不仅为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而且也为区分哲学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给出启示。在哲学的意义上讨论海德格尔,这意味着:对他展开的思想可能性进行规定,并对他的思想哪些可以继承、哪些成为疑难、哪些落入哲学的不可能性作出批判性的考察与分辨。这也意味着:阐明海德格尔的各种概念与思想形态在什么范围内是事实有效的,以及它们能否获得哲学上的论证。

这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海德格尔的指导概念在意义上会有很大的变动,在不同的文本中也会有全新的阐述。此批判性的探讨并不先行于各种有关海德格尔的研究,也不能自视比后者更重要。批判性的探讨得以形成,它首先是从获得哲学追问的事情(Sache)而来。当人们从事情而来进行思考,这并不首先是关于海德格尔,而且对他文本的哲学讨论也总已超越这些文本自身。哲学思想始终是在“事情”那里,但并不一定要与海德格尔所规定的“思想的事情”相同。海德格尔认定的思想的事情,可能会以特别的方式危及哲学的事实性。这同样也是《黑皮本》对于哲思的启示。

注释:

[1]Heidegger, überlegungen XII-XV (Schwarze Hefte 1939-1941), GA 96, S. 47.
[2]Heidegger, Beitr?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GA 65, S. 4.
[3]Heidegger, überlegungen XII-XI (Schwarze Hefte 1938/39), GA 95, S. 96.
[4]Heidegger, überlegungen XII-XV (Schwarze Hefte 1939-1941), GA 96, S. 82.
[5]Heidegger, Beitr?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GA 65, S. 57.
[6]Heidegger, Anmerkungen I-V (Schwarze Hefte 1942-1948), GA 97, S. 19.
[7] Ebd., S. 38.
[8] Ebd., S. 39.
[9] Ebd., S. 51.
[10] Ebd., S. 74.
[11] Ebd., S. 43.
[12]Heidegger, Feldweg-Gespr?che (1944/45), GA 77, S.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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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君特·菲伽尔(Günter Figal)著/庞昕 编译
图片由作者提供
排版:陈芊竹 尹露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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