悸动什么意思
这是苏颜的第133篇原创，全文共3440字。
1.
2001年冬天，央视的《半边天》播放过一期“我叫刘小样”的节目。
刘小样是个来自八百里秦川的农村妇女。说她是农村妇女，好像又不准确，因为她在全国最大的媒体上，第一次颠覆了人们对农村妇女的传统认知。
她说，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
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她的话充满诗意，有一种不同于土地粗粝质感的敏感细腻，带着属于哲学家的思考。
她穿着大红的棉衣，和主持人张悦面对面坐在自家院子里，背景是灰蒙蒙的土色。
如果不开口，你会觉得这就是个规矩的农村媳妇。但她说话时，眼睛里有悸动和迷茫，你知道她的心不在这个小院里。
用世俗的话说，这是个“不安分”的女人。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这样描述乡土社会：
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希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
而这，正是刘小样的痛苦。
“人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她就做饭，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务，她就干地里活。”
但刘小样是个异类，她觉得这样活着不够。她的身体被困在这方土地，但精神长了翅膀，想要飞往高山大海。
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
2021年，时隔二十年之后，《人物》以“平原上的娜拉”为题，再次把刘小样拉回了人们的视线。
我把文章转发到了朋友圈。一位读者留言，说刘小样身上有自己的影子。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或多或少都有或曾经有过一个“刘小样”。
那是平行时空里的另一个自己，也是庸碌日常里某个瞬间生出的一种悸动，一种渴望突围生活的勇气。
2.
《我是刘小样》播出时的2001年，我刚从一个以煤为生的地方“逃跑”。
实际上，我内心的叛逃，从1996年中专毕业回到那个地方后不久，就开始了。
因为家里穷，我十三岁读中专，父亲的原话是“早毕业，早工作，以后还能再深造”。四年后，我们那届大中专毕业生赶上了国家最后一批包分配，从哪来，回哪去。
在那之前，我在这个地方只呆过三年，初一从老家转来，初中毕业就考去了省城读中专。一千多天，还远远不够我对这个地方生出多少感情。
甚至，我是厌恶这里的。脏，刮风的时候都是煤星子，市容乱，治安差。
我没想过毕业后还要回来。我一点都不想回来。
父亲在一家大型国企（当时叫矿务局）的下属工厂当工人。这里有几十万人口，离市中心有一段车程。
这种围绕大型国企展开的圈子，基本就是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如果安分守己，很多人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辈子呆下去。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是你的未来能看得明明白白，有一种无形的约定俗成的东西，帮你安排好了一生。
无非是在某个矿、某个分厂或某个机关单位，从基层干起，慢慢升个副科、正科，有人脉、善钻营的话，可能混个副处或者再往上爬爬。
大概率会在同一系统找个对象，反正分支单位很多，适婚小伙不少。结婚后生一个或两个孩子，反正小学、初中、高中，这里都有。
每天两口子各自出门上班，中午到父母家蹭顿饭，周末找个KTV唱唱歌，逛一逛。
都是一个单位的，扯东扯西，人和人之间似乎总能拉上点关系，办个什么事都比较方便。
一个固定的圈子，一种安稳的人生。一旦融入了，扎根了，基本就定形了。
毕业回去的那年，我十七岁。同龄人正埋头在题海里，备战高考。
我时常觉得，我的青春结束得很早，大概是因为太早踏入社会，而社会又面露狰狞的缘故吧。
毫不意外，我分回了父亲所在的工厂。记得当时还有干部、工人之分，大中专毕业的是干部，技校、职高毕业的是工人。
因为所学专业和粮食有关，家里也没什么关系，负责分配的干部科不知道怎么安置我，最后把我塞到了行政科，就是管职工吃喝拉撒的地方，负责澡堂啊，大食堂啊，以及过年过节分分米面油啥的。中年妇女居多。
入职的第一天，我就把科长得罪了，那个满脸泛着油光的中年男人说，你这个小姑娘说话太傲气，先去大食堂锻炼锻炼吧。
四十多岁回过头看这段经历，还觉得怪有意思，学的是粮食加工，去食堂蒸个馒头包子什么的，挺对口嘛。
人的通透豁达，往往是在经过现实的强力摩擦后，长出来的老茧。但十七岁充满理想主义的年纪，哪看得开这些。
闻着炒菜味、油烟味，我在大食堂呆了一个月，没什么具体工作，每天就是去点个卯，和师傅们拉拉家常。我认认真真写了份实习报告，大概书记看我文笔还行，就抽调去他办公室，做类似文秘的工作，记个会议纪要、写写公文什么的。
其实真正的作用是帮书记打掩护，这位年近六十的老爷子只等着到岁数退休，每天下午雷打不动翘班出去打麻将。有我在，至少电话响的时候有人接。
老书记是科长排挤的对象，于是我顺理成章地不受待见，连张办公桌都没有，只能和书记头对头挤在一张桌子上。
3.
那时的我，就是另一个“刘小样”。
一面被动接受现实的安排，做好没什么含金量的工作，按时上班，到点回家；一面任思绪天马行空，飞到一个模糊而遥远的、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地方。
说不清到底在渴望什么，心底的理想非常抽象。只是有一个强烈的感受，眼下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对隔壁办公室大妈们传授的“过来人的经验”毫无兴趣，也不想为了争点蝇头小利忙着站队。
我不想只是混日子，拿薪水。如果有一份工作可以让我觉得有价值，哪怕不挣钱，我也是乐意的。
当时那种内心的撕裂没什么人可以倾诉，或者说，即便说出来也未必有人理解。在很多人甚至包括父母看来，一个女孩子，有个铁饭碗（虽然挣得不多），还是干部待遇（我也不知道干部待遇体现在哪了，不用干苦力？），将来找个差不多的小伙结婚成家，安安稳稳，可以了。
不知足，就是“作”。
刘小样选择给《半边天》写信。而我，回家就把自己关起来，听伍佰，听电台，写乱七八糟的诗、日记。甚至，还谈了一场荒唐短促的恋爱，对方也不是我理想的男孩，只是能让我在大部分时间里不那么孤单。
可事实是，我只是不寂寞了，巨大的孤独感仍旧如影随行。
我看到张越讲述她和刘小样的告别，刘小样抱着她嚎啕大哭，“你忽然就来了，忽然又走了，就像一场梦，你走了，又剩下我一个人了。”
和刘小样一样，我的精神无处安放。一种隐隐约约的悸动翻滚着，又被平静沉默的生活压下去。
我好像没有能力反抗什么，也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走出去。一张中专文凭，能干什么呢？
是一场车祸加速了我的叛逃。
一天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一辆超载的拉煤大车轮胎爆炸，我被巨大的气浪掀翻在马路旁，不省人事。
很多年后，我对这场车祸的很多细节已经记不大清了，但头磕在地上晕过去的一刹那，有个声音轰地在我耳边炸开，我要死了吗？就这么死了吗？
那个不想死、不甘心的念头，至今想起来仍然清晰得像在昨天。
我不能还没按自己的意愿活过，就这么死了。太冤了。
4.
1998年，我参加了成人高考，握着五百块学费上了脱产的职工大学。其实是另一种方式的逃避，重新躲回校园。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拿个文凭。
2001年的春天，我又一次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那年，我22岁，手里多了一张毫无含金量的、连大学校名都几乎没人听过的大专文凭。
那是我仅有的资本。至少，它能帮我敲敲广阔世界的大门。
我不知道迎接我的是什么，一切都是未知数。只记得从原单位离开时，我好像解脱了。一种可以主动创造些什么的感觉，让我哪怕心有惶恐也依然跃跃欲试。
世界的确很大，但这个“大”不再是抽象的，当走出那个熟悉的狭小天地，与外面的辽阔结结实实发生关系时，真正的蜕变才开始。
二十年过去了，我的人生轨迹因为当年的“出走”，面目全非。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因为工作去了很多遥远的地方，接触到各种认知之外的命运，也经历了非常多的动荡。
二十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原点，过着当年的“刘小样”所厌恶的“平”的生活。日复一日，波澜不兴。
从平静到汹涌澎湃，之后复归平静。
如果从结果来说，这种“突围”好像没有任何意义。五十多岁的刘小样几次出走，现在依然生活在辽阔的陕北平原上。
半径再大，也只是转了一个圈。
而我，如今年过四十，为人妻，为人母，经历了许多宏大或者琐碎的事，高高低低的人，起起伏伏的高潮低谷，内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和当年毕业纪念册上“轰轰烈烈过一生”截然相反的是，“平平淡淡才是真”成了我如今的理想。不知道这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还是用力挣扎过后的体会。
想起抖音上那个很火的五十多岁自驾游的阿姨。活到半生再出走，哪怕归来后生活如旧，心底苏醒了的那点火光也一定不会再熄灭。
我还是我，但又不再是我。
《颐和园》里余虹从东北边陲小镇去北清大学后在日记上写道：我只想活得强烈一些。
我曾在年轻的岁月里，追逐一种虚无的轰烈。如果有一天，我要死了，眼前应该会闪过一些重要的影响过我的人的脸，那可能就是突围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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